• 今年以来,消费下滑成为政府和市场关注的重点。

    消费是反映经济景气度和国内需求最为直接的指标,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消费早已取代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大动力,对GDP增速的贡献超过70%。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人民收入逐年上升,反映消费的重要指标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逐年上升,到2008年达到最高,尔后开始逐年下滑,到2013年初下滑到10%左右的增长平台,这一水平一直保持到2017年底。

    但值得关注的是:从2018年开始,我国消费出现了超预期下滑的趋势,不但迅速跌破了从2013到2017年10%的增长平台,更呈现加速下滑态势。到今年4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速已经下降到仅为8%。见下图:

    如果我们再以限额以上单位来看,增速从2018年初开始出现了更加明显的下滑,到现在一年半时间不到下降了5个百分点,这个数据让我们更为警惕。

    限额以上企业是相对规模较大的企业,以批发业为例,一般是指年销售额在2000万以上的产品,此外,星级酒店、年营业收入在200万以上的餐营业等也都属于限额以上的企业,一般位于主要城镇、城市中。而8%的社零增速可能更依赖“五环外的世界”,即广大农村爆发的消费需求。

    关于消费下滑有很多的研究,比如有专家提到“2017-2018”货币和理财增速的一场下降,也许是消费减速背后最主要的原因。”那么,近期消费下滑的核心原因到底是什么?我们应该担心消费的下滑吗?是否具有持续性?

    从长周期来看,消费持续下滑有其必然性:

    一是新增人口的下滑影响消费总需求。人口是需求的基础,但今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特别是2018年,出生人口仅为1532万人,较2017年绝对量下降了200万人,这里面还有一半为二胎。这是新中关成立70年来,出生人数总量倒数第三的年份,倒数第一、第二都在1959-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其中,1961年出生人口仅为1190万,1960年出生人口1392万。而下降200万也是近些年环比下降的最大值。

    二是居民部门杠杆率提升抑制消费能力。截至2018年底,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由2017年的49.4%升至53.2%,全年上升3.8个百分点,特别是城市居民,由于地产价格高昂,不少采取了按揭贷款的形式,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其消费。故我们看到,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26,112元,增长6.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仅仅增长4.6%;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12,124元,增长10.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8.4%。

    三是消费市场结构发生变化,享受型服务消费占比越来越高。社零消费只包括实体商品消费,包括现象和网上销售额,但并不包括非实体(如服务)的网上销售额,如在起点购买看书的阅读点,在腾讯音乐购买会员、在直播中打赏主持人等都尚未计入社零消费。近几年,随着物质文明的日益充裕,精神文明需求越来越旺盛,也别是当代年轻人选择在线上付费享受精神服务的支出越来越多,以腾讯音乐为例,其2018年总收入189.9亿元,同比增长了72.9%,其中在线音乐收入55.4亿元,另外,社交娱乐服务134.5亿元,主要来自直播与在线卡拉OK。

    这是从2009年来中国消费持续下滑的重要内生动力,但具体到2018年至今的快速下滑,可能还有新的原因。

    我们以在社零中占比较高的汽车销售去探寻消费下降的秘密。

    汽车消费是社零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1-12月全国汽车类零售额达38948亿元,占社零总额约10.23%。但2018年全国汽车销量同比下降2.8%,销售额同比下降2.4%,这是20年来首次销量下滑。

    如果从产量看,实际上2018年上半年汽车生产和销售还在增长,但从下半年开始突然出现下滑趋势,从月份分析,其他月份基本相当,主要的差别在11月,单月较2017年11月产量减少73万辆,占全年产量的2.6%,几乎和汽车全年下滑产量相等。

    2018年11月下滑的原因是因为2017年11月的数据相对较高,因为2017年购置税的刺激政策(1.6L以下排量的车可以享受7.5%的购置税优惠)将在2018年1月1日提高到10%,厂家为了赶在年底前销售,加强生产和备货,使11月成为全年产量最高的一个月,这意味着,2017年已经透支了2018年的部分销售潜力,这是社零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可以从汽车销售结构中找到更多原因,如低价位的车型在2018年出现了明显的下滑,仅仅是6万元以下的微型车就下滑了35万辆(4万以下的车辆下滑32.3%,4-6万的车辆下滑15.4%),而6-8万则下滑了77万辆(下降28.9%),两者相加贡献了4%的下滑。但与此同时,12万以上的车辆市场区间都是增长的,15-20万的车辆增长了14.3%,25万以上的中级车增长了11.3%。

    而从地区来看,特大和超大城市都为增长趋势,但二线以下城市均出现了负增长,如300-500万的大城市下降了1.8个百分点,而在300万以下的小城市、县乡级市场均出现了超过5%的下滑,如2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下降了约5.7%。

    为何销量下滑的都是中小城市呢?因为中小城市居民对价格有着高度的敏感!

    那为何中小城市居民开始对价格高度敏感呢?笔者认为有2个原因:

    一是2018年三四五线城市房价暴涨挤压了消费能力。特别是2018年,中国出现了一二线城市房价回落,三四五线城市房价暴涨的格局,表现在投资上,便是三四线城市房地产投资剧烈增长。实际上,到了县城这一级,由于长期房价不高,利用杠杆买房的比例有限,大多是都是采取全款购买房屋,所以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的区域结构也是如此,呈现一线城市高,二线次高,三四线低的格局。但2018年这一波暴涨改变了这一格局,不但三四线城市杠杆率有所上升,更是进一步加速了居民储蓄的下降。

    二是三四线城市居民收入预期降低。近几年,产业大城市化的趋势非常明显,收入不断向头部企业集中,三四五线城市产业空心化现象越来越严重,缺乏有竞争力的企业,企业盈利能力低于大城市企业。笔者认为,随着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资本市场暴跌,宏观经济不景气等外因影响下,这些城市的企业经营情况可能出现了进一步恶化,收入增长放缓,导致其从业人员收入预期有所降低(由于没有相应的统计数据,尚未找到数据支撑)。

    那么,也就是说:2018年清理理财产品可能并非消费下滑的主要原因。

    如果2018年我国消费下滑的主要动力来源于三四五线城市的消费下滑,而原因是房价暴涨和收入预期降低导致的可支配收入降低,那么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房屋及配套的家电销售、家具消费增加,但受限于收入预期及存款,额外的汽车等消费反而可能降低的结果。从数据来看,现实也的确呈现了这样的格局,2018年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并未如同汽车出现负增长,而都是呈现了正向增长。

    三四五线城市居民储蓄和收入预期的变化可能将带来消费长期的下滑趋势,特别是,今年以来,猪肉、水果蔬菜开始出现大幅度上涨,这是关乎民生的重要商品,可能将进一步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需求。

    也就是说,本次变化并非短期影响,在三四五线城市消费潜力下滑的情况下,除非出现超过预期的消费刺激政策,否则消费大概率还将继续下行。

  • 华为最近遇到了大麻烦。

    几天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将华为公司列入所谓“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

    影响其实挺大的,华为去年年底公布的2018年核心供应商名单中,美国供应商大概占到35.8%,而且主要是半导体和软件公司。

    今天早晨,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路透社报道谷歌(Google)已暂停就安卓系统和其他服务为华为提供技术支持和协作,这意味着华为将失去对安卓操作系统的全部使用权限,只可以使用开源版本继续开发安卓系统。

    对于华为来说,断供可能对手机业务海外市场造成重大影响。

    这条禁令将使华为手机难以使用谷歌服务(GMS:Google Mobile Service),例如Gmail、Google Play和Youtube等手机软件,虽然在国内这一领域已经基本实现了国产替代(这里要感谢谷歌退出中国),但却是海外用户手机的基本配置,使用频率极高,甚至已经成为全社会的使用习惯,这意味着,如果华为失去了GMS授权,将严重影响海外用户的体验,可能使华为在中国以外的市场失去竞争力。

    华为是海外用户最喜欢的手机品牌,特别是在欧洲和非洲,华为已经成为类似于苹果的高端手机的代名词,笔者去年在非洲调研时,华为也仅有在当地最高档的商场与苹果、三星摆放在一起,且售价不菲,据当地的代表说很多非洲官员都要求他们在国内帮带华为手机过来,而目前华为每年的新产品发布会都在欧洲举行,已经成为全球科技界最关注的盛会。

    华为手机海外出货量已经占到总销量的四成多,是华为手机业务的重要利润来源,按照市场研究公司Canalys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欧洲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1.97亿部,较2017年下降约4%,但华为却呈现逆势增长趋势,2018年四季度华为出货量同比增长了约55.7%,以1330万台的出货量获得了23.6%的市场份额,已经成为欧洲第三大手机品牌。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苹果和三星出货量都有明显的下降,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6%和28.7%。

    Google遵从了这条不合理的禁令,意味着华为手机想要在海外市场继续需求销量增长的难度也会逐渐加大,短期来看,即使可以采取由用户自行安装GMS软件避规美方的限制,但海外业务短期内受冲击仍然不可避免。

    对于谷歌来说,断供将严重破坏全球厂商对安卓的信任。

    长期以来,安卓平台作为一个开源的系统,其共享、开放成为平台最大的优势,为智能手机的全球普及立下了汗马功劳,从全球占有率来看,安卓已经超过了85%,从三星、华为到小米、OPPO、VIVI都是采用了安卓操作系统,并以此为基础开发了自身的系统。

    但本次谷歌公司跟随美国政府采取针对华为的限制政策,将严重有损安卓平台的公信力,对于全球其他厂商来说,今天谷歌可以停止对华为提供服务,明天就可能停止对其他品牌提供服务,这将促使各企业均下决心研发独立、兼容的系统生态系统,这将一定程度上打击安卓的市场份额,甚至严重一点说,没有长盛不衰的产品,也许安卓系统的溃败就始与此。

    安卓系统的碎片化一直是制约安卓平台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包括设备繁多,品牌众多,版本各异,分辨率不统一等,不仅造成安卓系统混乱,也导致安卓应用的隐形开发成本的增多,长期以来,通过市场集中化,近几年碎片化有所缓解,但本次行为让这些努力前功尽弃,预计也将进一步推动安卓的碎片化。特别是,我们看到目前虽然华为暂时未给出官方回应,但华为消费者BG负责人余承东几日前曾经在社交媒体上称,“除了自己的芯片,(华为)还有操作系统的核心能力打造。”

    而华为绝对不会是最后一个,安卓正在自掘坟墓。

    对于中国来说,加强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是未来唯一道路

    华为事件是美国对我国科技领域“极限施压”的重要标志性事件。

    以国家力量对中国一家科技企业进行打击,说明美国人被飞速发展的中国科技及极具创造能力的中国公司逼急了,美国人真的开始害怕了。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在关键环节技术限制我国科技发展恐怕将成为常态,赶超与遏制可能成为未来10-20年中美关系的主旋律。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强科技创新是我国在新时代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手段,是我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的根本。但总体来看,目前我国在多个领域仍然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这将成为制约我国发展的重大隐患。

    工信部过去几年曾对30多家大型企业130多种关键基础材料调研,结果显示:“32%的关键材料在我国仍为空白,52%依赖进口,绝大多数计算机和服务器通用处理器95%的高端专用芯片,70%以上智能终端处理器以及绝大多数存储芯片依赖进口。在装备制造领域,高档数控机床、高档装备仪器等,运载火箭、大飞机、航空发动机、汽车等关键精加工生产线上95%以上制造及检测设备都依赖进口。与发达国家有几十年的差距。”

    如果我们在本次发展中受制于人,将失去关键的发展机会,中国唯有进一步加大自主研发,实现在关键环节的技术突破,才能确保不再出现下一个“华为事件”。

    所以我其实挺感谢川普,如果他不采取这样的措施,中国政府乃至企业都不会有如此大的决心去实现自主可控,而这可能让美国的企业真的失去中国这个全球最大市场,因为我们越努力,他们越恐慌。

    对于普通人来说,购买华为就是对华为的最大支持。

    研发是每个公司的碎钞机。

    华为的海思的前身是华为集成电路设计中心,在2004年正式以海思名义出现,在过去15年,华为每年投入超过20亿元,而海思直到2013年才首次盈利,这意味着,过去华为至少为海思投入了超过300亿元。

    研发是需要钱的,赶超是需要钱的,虽然我支持全球化的分工生产更好的产品,也支持苹果等企业,但此时,我觉得华为不应该孤军奋战,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支持他,而支持他最好的方式就是购买他的产品,反馈感受,让他变得更好。

    我的第一个手机是在2001年拥有的,父亲为了便于联系,送给我一个深圳生产的手机,牌子是东信,赞助李玮锋、李铁去英超的那个厂商,那时候,国产手机迅速的崛起,利用彩色显示屏兴起的契机,很快占领了诺基亚等国际巨头忽视的低端市场,“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成为那个时代最记忆深刻的广告词。而很快,资金实力、研发实力、设计实力不如国际巨头的国产手机被打的落花流水,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卷土重来。

    直到小米的横空出世,精美的设计、发烧级的性能,重新塑造了国产品牌形象,而大量国人开始购买国产手机,是随后小米等国产手机开始横扫世界的最坚实的基础。

    这也是华为过去几年赶超乃至领先的最重要的动力。

    作为一个电子产品爱好者,过去几年,我分别购买过P9、P10、P20、Mate7、,Mate8、Mate20,购买原因并不是因为爱国,而是发自肺腑的认为华为的手机质量非常出色,至少对我来说,用户体验已经超过苹果。

    未来我还将继续购买华为的手机乃至其他产品。

    我想,只有我们所有人都用起来,华为才有希望,国产的设备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

    加油,华为!

    photo by HUWEI P20,Gaomin 2019.3 wuhan 

  • 本文为《21世纪经济报道》约稿,原文写作于4月15日,刊发于4月17日《21世纪经济报道》。

    上周五,央行公布了2019年一季度的社融数据,我国1-3月社融新增818万亿元,同比多增长2.34亿元,其中3月新增社融2.86万亿,同比多增近1.28万亿,环比大幅增长近2.16万亿元。超预期的社融数据让市场信心大增,全球商品市场和证券市场随之大涨,不少机构开始对中国经济由悲观转向乐观,有机构甚至提出了我国GDP增速在2019年将达到6.6%的判断。

    笔者认为,社融数据超预期主要以下两个原因:

    一方面,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是社融超预期的重要原因。2018年以来,在稳中有变的形势变化下,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去年12月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进一步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稳预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在政策的引导下,国家发改委加快项目审批速度,密集批复了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力的支撑了我国经济平稳运行。今年1-2月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1%,比去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断提速,1-2月同比增长4.3%,比去年全年提高0.5个百分点。而地方专项债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重要资金保障,发放速度也不断加快,截至3月底,地方政府专项债净融资2532亿元,同比多增1870亿元,有效的满足了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

    另一方面,春节提前导致3月社融数据好于去年。2019年春节为2月5日,较2018年提前11天,一般来说,工业、建筑业生产要到农历正月后才能逐步恢复正常。对比来看,今年3月初工业生产就开始恢复,比2018年多了约2周时间。春节一直是影响一季度数据的重要因素,如2016年,春节时间为2月8日,比2015年提前11天,而2016年3月也出现了明显的超预期情况,但4月份春节因素消除后,各项经济数据同比均出现回落。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社融超预期虽然超预期,但并不意味着“大水漫灌”,只是货币政策适应当期经济发展的具体体现,全年货币政策仍将坚持松紧适度。客观的说,即使社融有所改善,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根本问题并未解决,市场应理性看待这种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逐步形成了“制造业+房地产”双轮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推动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近十年来,这种模式随着内外部形势的变化,其发展动力正在逐步减弱。具体来看,主要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成本逐步上升导致制造业竞争优势下降;二是城镇化速度逐步放缓导致全社会需求放缓;三是全社会杠杆率逐步抬升导致经济风险增大。从过去几年来看,这三个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缓解,经济下行压力依旧很大。

    从生产成本来看,虽然今年我国4月1日将增值税从16%下调到13%,同步降低了社保及公积金等交费标准。但从笔者调研看,不少企业家反映我国基本上全行业都存在明显的生产过剩,以国内市场为主的企业在降税后,由于上下游激烈的竞争,很快会消化其降税带来的利润空间。以国外市场为主的企业更是如此,其成本仍然远高于东南亚国家。

    从城镇化速度来看,我国城镇化速度进一步放缓,虽然近几年开展的精准扶贫使“整体搬迁”增多,会被动的抬升城镇化率,但实际上我国城镇化人口整体转换潜力已开始逐步下降。按照非农就业率来计算,全社会就业人口从2017年大达到顶峰后开始放缓,而非农人口就业率从2015年也开始明显放缓,这意味着未来几年我国总需求仍将进一步放缓,将对全社会总需求造成较大压制。

    从宏观杠杆率来看,我国宏观杠杆率增速有所放缓,但仍然处于增长趋势。按照国泰君安高瑞东、花长春等人测算,我国真实的宏观杠杆率应该为242%,政府、非金融企业、居民杠杆率分别为78.8%,110.5%和52.7%。从过去几年情况看,虽然宏观杠杆率政府杠杆率口径从17年的80.12%下降1.27个百分点至78.85%,但实际上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还有所反弹,比如我们看到私营企业资产负债率在2018年严格的去杠杆下,由于融资成本上升,其资产负债率快速增长,去年爆发的“股权质押危机”正是源于如此,这些因素都将限制政府或企业的投资空间,所以我们看到即使社融规模超过预期,但企业新增长期贷款比重提升并不高,说明企业的投融资需求仍然不足。

    我们无需对社融规模一时超预期过于乐观,可能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如何更好的推动诸多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以及中国经济如何在剧烈的结构调整中寻找的新的均衡。

  • 4月8日,发改委所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扎实展开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要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这意味着,成渝都市圈4月8日,发改委所印发了《2019年新型城镇化重点建设任务》,文中有这么一句话引起了笔者的注意:“扎实展开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跟踪评估,研究提出支持成渝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要培育形成新的重要增长极”。

    这意味着,成渝都市圈成为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之外第四个上升为国家战略的都市圈。

    这并不意外,大家可能不清楚的是,成都和重庆早已是中国经济实力最强,对外开放最快的城市。

    从经济规模来看,成都市和重庆市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连续几十年稳居中国前10,以2018年为例,重庆的经济增速仅有6%,但其地区生产总值已经达到2万亿,成都也达到1.5万亿,而同年山西省的地区生产总值仅仅1.6万亿,西北中心城市西安也只有8000亿多一点。

    从对外开放看,成渝早已成为西部出口的核心区域,两市2018年合计进出口总额达到10205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总额超过4%(粤港澳大湾区占全国40%左右),中西部排名第一,而从近几年快速增长的中欧班列来看,成都和重庆的发运列次占到全国近一半,成为中西部内陆开放的重要阵地。

    从人口看,成都和重庆也都是中国的人口大市,均为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成都是我国第6个超大城市,建成区人口达到1037万,而重庆城区人口也达到721万,这意味着城市发展的人口潜力还很大,将为城市发展提供良好的需求。

    我国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情况

    资料来源:本数据来源于Demographia于2015年发布的《Demographia World Urban Areas》

    除此之外,成都与重庆的城市建设和城市特色也非常独特,天府新区已经成功的打造成为堪比新加坡的花园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对成都的城市建设给予了充分肯定,而重庆的8D城市也受到了网民的极度吹捧,成为当之无愧的抖音网红城市。

    成都、重庆的产业发展也非常不错,各有分工,相互互补,成都以信息技术、轨道交通、医药、电子为核心,由于其具备“低成本”和“高水平人才”的条件,集聚了大量新产业集聚,如中电熊猫10代线等,纷纷选择落户成都,与此同时,互联网等新经济企业快速发展,成都在过去几年成为中国的“手游之都”,王者荣耀等一系列游戏都是在成都的研发的。而重庆是都市圈的工业重镇,包括笔记本、打印机等电子设备、汽车、摩托车等装备制造已经成为中国产业配套最完善,发展最成熟的地区。

  • 题记:

    读懂中国经济政策是资本市场投资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在当前政府和市场关系重新调整的大格局下,更需要重视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从本周开始,我将每周撰写宏观经济政策分析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分析。供广大读者参考。

    本文为(2019年3月25日-2019年3月31日)评论,较知识星球滞后一周。

    一、全球宏观政经形势

    (一)中国外围形势有所好转

    一方面,目前来看中美谈判进展总体顺利,预计双方将在4月中下旬两国领导人见面时签订临时协议,即使未来仍将出现在科技、金融等领域的摩擦,但短期应该无恙。另一方面,中欧关系有所回暖。中国领导人访问欧洲三国,明确了共同支持多边主义,而首个G7国家意大利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协议,大批量购买空客飞机,均对国际关系具有深远意义。

    但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国内“通俄门”调查结束,川普全身而退,民主党声势大降,有利于川普进一步凝聚气势,赢得2020年开始的美国总统大选。在这个过程中,压制中国可能仍是主策略,预计在下半年开始,中美关系仍可能进一步出现摩擦,特别是中国70周年阅兵后,可能会引起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值得关注。

    (二)土耳其等新兴国家金融风险加大

    近期土耳其金融市场出现大幅波动,带动新兴国家金融系统风险加大。3月27日土耳其更是上演“股债汇三杀”,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单日跌幅超过2.6%;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至18.28%,创近五个月来新高;土耳其BIST100指数暴跌近6%,创2016年7月份以来最大单日跌幅。

    这些国家资本市场动荡可能引发新兴市场贬值压力,但这些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外部债务问题,同时工业化水平低,这与我国完全不同。我国体量大、外汇储备多,特别是今年以来政策暖风频吹,资本市场出现大幅度上涨,反而可能使我国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带动资金进一步流向中国,推动股市上涨。

    (三)中国经济数据有所回落,但股市持续上涨。

    从国内来看,面临着经济数据继续下行与CPI上涨的压力。一方面,2019年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4.0%。剔除春节因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持平略降,低于预期,工业企业利润触底是经济触底的基础,目前尚未到底。另一方面,猪肉价格从1月份以来已经上涨50%,非洲猪瘟虽然得到一定控制,但影响依旧很大,但好在粮食价格并未跟随出现大幅度上涨,不会带动货币政策的变化。

    二、总体结论

    1、从目前看,整体经济正在触底过程中,今年4月1日开始的降税政策可能会一定程度上带动企业利润见底,预计二季度开始,企业盈利数据预计会出现明显改善,经济增速下滑趋势减缓。从美国来看,2017年圣诞节川普签署减税文件,2018年一二季度股市出现了快速上涨,GDP增速最高达到4%以上,从3季度开始回落。如果税改的持续效应达到半年左右,那么这对于2季度、3季度的股市总体氛围是良好的

    2、在目前就业稳定、经济形势总体稳定情况下,宏观政策调整的可能性不大,同时也是资本市场难得的蜜月期,预计股市仍将进一步回暖及反弹,特别是今年是建国70周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攻坚之年,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预计国庆前股市仍将保持相对稳定向好。

    3、投资的逻辑和热点出现转换,前期涨幅较大的超跌白马、自主可控、工业大麻、5G广电等主题股票出现了集体回调,而房地产、酒类股票、券商在本周五出现了大涨。但科技仍然是今年的主基调,特别是自主可控,包括硬件(芯片)和软件(操作系统等),值得大家关注,要关注美国下一步科技方面对国内限制的重点领域。

    4、在人们确认了股市上涨的持续性后,股市上涨将带来明显的财富效应,即使人们股市的资金并未兑现,但仍将可能带来明显的消费行为,要关注后期汽车、房地产、旅游等消费股票,这些股票估值仍然相对较低,值得后期关注。

  • 过去几年,关于中国经济增速有很多说法。

    从总体的判断上,普遍提法是中国经济将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从触底时间上,一些人认为中国在2017年已经触底,进入“新周期”,一些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经济还将继续向下。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需要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增速高估了吗?

    《经济学人》昨天发布了一篇文章,提出中国的GDP可能高估了2个百分点左右,因为地方瞒报等原因,实际工业产出和投资数据需要“脱水”。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和香港中文大学的三位学者使用了增值税对企业经营行为还原,论文认为,下调2%后,所有数据与消费等数据匹配更好。见下图:

    如果下调2个百分点,那么2018年GDP增速仅有4.4%,经济增速真的有这么低吗?

    笔者认为可能研究人员还是低估了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和增速,即便他计算的数据是正确的,但仍然反映的仅仅是可统计的数据,实际上,在中国,因为发展水平、统计和监管方法、手段都有很大完善空间,虽然近几年我们采取了很多措施将这些经济活动纳入进来,但经济中仍然广泛存在大量的灰色地带,这与完善的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

    比如笔者的一位朋友,他们主要做火锅店的毛肚、百叶、黄喉等,据统计,仅仅是火锅店每年就消耗6万吨左右(所有黄喉类),而这些都是现金交易,没有任何统计将其纳入。再比如,随着移动支付的兴起,不少线下零售店铺在支付的时候,为了避税,消费者在付费时直接将资金转入”个人账户”,于是性质从零售额变成了个人转账,大量的微商也是如此,都是个人转账,没有计入统计口径中,这可能也是过去2年我们的消费增速加速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科技的发展,很多的消费正在隐形化,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变化,如果消费都是被低估的,那么整个经济增速更是低估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有研究发现,一个国家大概都有10%-15%的灰色GDP,但笔者认为在中国这个比例可能更大。

    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速即使不少部分被高估了,但同样因为结构调整及灰色部分过多,也存在大量低估的情况,笔者认为,即使高估,但总体增速应该与当前统计局数据相差不远。

    经济增速什么时候触底,取决于企业盈利什么时候好转。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从2007年14.2%的增速下降到2018年四季度的6.4%,核心原因是供给与需求结构出现了明显的矛盾。

    随着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但社会产能并未升级,大量的产能堆积在资源能源型行业和低端消费产品生产行业,几乎导致了全行业的过剩,企业竞相压价,随着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出现了全行业亏损。企业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投资积极性越来越低,在数据上表现就是私营企业投资逐年走低,没有投资积极性,不创造新的财富,那么GDP就会一路走低。

    这就是过去10年我们看到的经济图景。

    经济的核心是企业,只有大部分企业对未来前景充满信心,有积极性去投资和扩大再生产,经济才可能真正到底。而让大部分企业对未来充满信心,首先要让大部分企业觉得有利可图。

    2016年以来,行业间利润分配趋向失衡,供给侧改革受益的“资源能源型”行业成为最大赢家。

    以2018年为例,2018年1-11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了11.8%,但仅仅是石油开采、钢铁、建材、化工、专用设备制造5个行业的贡献率达到76.6%,其他行业几乎没有增长或是负增长。而从利润率来看,工业三大门类中,采矿业利润率为13.04%,提高了3.27个百分点。制造业利润率为6.19%,仅仅提到了0.05个百分点。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利润率反而回落了0.34个百分点。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也是带动GDP增长的核心动力,更是提升供给能力的主要矛盾。促进我国供给能力逐步与需求结构相匹配,关键是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能力,促进制造业与人工智能等新兴科技紧密融合。如同手机行业一样,国产手机在本世纪初曾火爆一时(匹配当时的消费结构),当时最令人记忆尤深的广告便是“波导手机,手机中的战斗机”,但随着居民消费的升级,很快MOTO、NOKIA等国外巨头卷土重来,而当时的巨头波导、东信等已经消失在历史中。随着近几年我国手机行业不断加快与新技术融合,持续提升产品质量,华为、小米等国产手机品牌已经真正走在全球前列,成为全球人士争相购买的国际品牌,带动了我国消费电子行业的快速发展。

    所以,我们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速,要观察制造业利润率,什么时候全行业集中度进一步提升、绝大多数行业盈利稳步回升,才可能才是经济真正触底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