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开会专题讨论了支持经济复苏、加快中小银行改革发展、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关注国际商品市场波动等工作，这次会议透露出非常明确的信号，即要加强金融领域的抗风险能力。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济金融造成强烈的冲击和严峻的挑战。

一方面，疫情导致全球生产和消费遭遇“急刹车”，大量社会经济活动被迫暂停，生产要素国际流动受阻，全球贸易持续萎缩，进一步带来“失业潮”、“倒闭潮”和金融市场动荡，从2月中旬开始，主要经济体权益市场出现连续大跌，如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2月12日最高29568.57点在27个交易日内跌到18213.65点，跌幅达到38.4%，日本日经指数跌幅也达32.6%，伦敦FT100指数的最高跌幅也达到34%，我国上证指数也较最高点回调13.9%，虽然跌幅小于其他经济体，但不少股票跌幅已经超过40%。与此同时，全球金融衍生品也出现大幅动荡，如LME伦铜等基本金属跌幅也大多超过30%，布伦特原油最低跌到15.98美元/每桶。

另一方面，由于疫苗的研发生产尚需时间，且各国防控病毒的力度不同，发展阶段也不同，需求和要素流动被抑制的状况或将持续较长时间，在此背景下，西方国家将加大推动价值链转移力度，进一步加速逆全球化进程，世界进入剧烈动荡期，全球进入大衰退已经不可避免，也为金融市场的长期动荡留下伏笔。

金融链条只要稍有问题，会迅速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特别是在国内外供给和需求的停滞的背景下，金融系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目前，虽然主要经济体央行大多采取了相应的积极行动，短期的流动性危机难以出现，但一些局部的金融风险仍然需要加强防范。从我国来看，在疫情期间，做好以下三个方面是保证我国金融体系和企业融资安全的重要支撑。

一是防范中小金融机构在呆坏账上升的风险。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金融机构是服务中小企业的重要力量，在本次疫情中，这些金融机构普遍受到明显的负面冲击，呆坏账水平有所上升，对一些资本充足率不高的中小银行造成较大风险。如4月1日，甘肃银行H股股价突然闪崩40%，引起社会恐慌，很快便出现了网点的挤兑危机，最终政府处理及时，没有形成“羊群效应”。银行是社会信用的主要支撑，需要尽快加强中小金融机构改革，补充中小银行流动性，避免出现难以兑付导致的挤兑危机。

二是防范资本市场企业财务造假带来的风险。过去几年，部分企业通过财务作假在境内外市场IPO，上市后继续通过造假哄抬股价，不但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更对好的公司造成“挤出效应”，更对中国形象造成了不良影响。如瑞幸咖啡事件，对我国企业在境外上市融资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更可能导致美方加强对中国企业在美上市的限制，以及对中概股大肆做空，进一步引起连锁反应。如山东魏桥集团便一度因为境外机构做空导致企业出现债务危机。

三是防范国际商品市场波动带来的风险。过去一段时间，国际原油市场大幅波动，如5月交割的美油甚至跌到史无前例的负数，我国一些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参与原油交易，蒙受巨大损失，进一步引起社会稳定问题。下一步，要加强此类产品管理，全面梳理已发行的产品，做好做足风险防控措施，避免带来更加严重的连锁反映。

总体来看，政策层面应对市场波动及其影响保持密切关注，要深入跟踪疫情对金融机构经营的持续影响，审慎评估疫情发展可能带来的金融风险，提前做好相关预案，确保金融机构和市场的稳定运行，防止风险外溢，视需要及时进行流动性操作，稳定市场预期。

所谓中国近代的“百年耻辱”归根结底是因为清王朝拒绝与当时以大英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展自由贸易。1792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特使马戛尔尼千山万水赴北京，希望在清王朝设立使馆，并与其开始合法与合理的贸易。英国的所有请求均被清政府拒绝。两国还因英国特使觐见乾隆皇帝时要不要下跪等礼仪问题折腾了很久。最后马戛尔尼同意单腿下跪，清的皇帝与英王的特使才终于得以见面。之后，乾隆让马戛尔尼给乔治三世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写道:

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

在这次失败的会晤之后不到50年，清与英国因地下鸦片贸易发生交火，清大败，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同意英国在沿海五个城市与清通商。1844年，美国与清政府在澳门的望厦村签署了《望厦条约》，清政府同意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条约的第一款为：“嗣后大清与大合众国及两国民人，无论在何地方，均应互相友爱，真诚和好，共保万万年太平无事。”

中国与欧美国家在鸦片战争之后“屈辱”的交往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此处不必赘述。中国在1978年启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开始与世界各国开展全面的进出口贸易。2001年中国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终于加入WTO，中国的经济从此得到了飞速发展，其总量目前已紧逼美国，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加入全球化，离不开自由贸易。闭关自守是死路一条。

现实非常冷酷

中美关系自特朗普总统执政以来一直在走下坡路，其中最为明显的标志是中美之间已经长达18个月之久的贸易摩擦。美方的要求总结起来大致是三条，一是双方在一定时间内取消所有关税，二是中国必须取消一切对美国企业的非关税壁垒，三是中国需要尊重美国的知识产权。特朗普自以为是地认为，他的前三任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早就应该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和所谓的中国的“巧取豪夺”。如今既然上帝选择他与中国较量，他会不计代价地与中国最终达成公平、平等和对等的贸易协议。特朗普采用的办法就是极限施压，通过不断增加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关税逼迫中国最后与美国签署贸易协定。他喋喋不休、自以为是地说，因为他施加的压力，中国经济发展出现大幅度下滑，中国的股市跌入深渊，中国正在承担所有的关税。他认为，中国政府会最终接受美国的要求。

相比而言，中国领导人在中美贸易冲突问题上态度更为客观、冷静和务实。刘鹤副总理8月26日在重庆参加一次会议时对中美贸易关系的表态最能表明中国旗帜鲜明的态度：“我们愿意以冷静的态度通过磋商合作解决问题，坚决反对贸易战升级，我们认为贸易战的升级不利于中国、不利于美国，也不利于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也许正是这个表态使得正在法国参加G7峰会的特朗普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美中贸易谈判代表会再度会面，美中能化解目前的僵局，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

华盛顿的“唯利是图”的架势与中国的“不愿意打贸易战但也不怕打贸易战并且愿意奉陪到底”的态度使得本来在2019年5月就可能签署的贸易协定被无限期推迟，这不仅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困难，也使得美国出现了经济可能进入萧条的征兆，更让整个世界在2008年后一直低迷的经济发展又一次进入新的困境。

未来发展乐观

特朗普目前的治国口号是“让美国再次伟大”和“美国利益第一”；中国的两个“百年梦”包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两个国家基本国策的发动机都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两个政府都会缺少必要的合法性而出现治理故障。对中美两国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没有“再次伟大”和“伟大复兴”的基础。如果说美国要在全世界普及自己的生活方式，经济发展必须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中国要建立的“命运共同体”也必须是以各国人民的温饱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为基础，否则就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美两国必须要合作，共同为自己的国家和世界编织经济发展的“毛衣”。从全球化后的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任何一方拒绝参与“织毛衣”都会落得自己没有衣服穿的境地。无论是美国试图重新振兴的制造业还是中国立志超车的高科技行业，没有一个国家可以自成体系而不需要其他国家的参与。

对中美两国来讲，其经济和金融的相互依赖和关联如此盘根错节，完全脱钩的后果是灾难性的。首先，作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两个国家因为贸易冲突而走向全面的经济和金融脱钩，它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冲击将是史无前例的，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也会因此进入漫长的冬天。其次，脱钩对两个国家的影响将是致命性的。脱钩不仅会使两国各自的经济完全进入失控的下滑状态，还会重创两国的政治生活。虽然其政治后果在两个国家的表现不一样，但可以肯定带来的不是善治。

坦率地讲，中国和美国因为政治制度、历史发展、价值趋向、文化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巨大不同，两国成为盟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国必定会发生冲突或者不需要努力营造和平稳定的双边关系。如果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因为两国的差异而走向冲突，那么其后果必将会使中美两国、亚太地区以及全世界进入一个新的冷战状态。不仅如此，发生热战冲突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

唯一可以使两国求同存异并和睦相处的渠道就是不断扩大和加深的经贸联系。经贸关联是双边关系的止疼片、镇静剂和润滑油。近日，美国著名的连锁仓储会员制超市好市多（Costco）在上海开张后的情况更加表明，中美经济的互补和双赢是历史的必然，是由资本的本性和市场的需求所确定的，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中美共同走向和平繁荣的路径是更加密切和遵守规则的经贸关系，中美捍卫世界和平与人类繁荣的最有效的武器也是构建稳定和双赢的新型经贸关系。这种经贸关系需要通过知己知彼的谈判，以及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共同制定并承诺遵守的规则来维护。

中美关系在其他方面的矛盾或许会延续很久，但中美目前的贸易冲突因为各自经济发展的需要、治国理政的安排和避免进入武装冲突的诉求不会持续太久。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最后同意一起“织毛衣”是必由之路，两国领导人通过谈判的方式找到“织毛衣”的路径是必然结局。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保证和发扬各自国家的利益，才能建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机制。

作者：刘亚伟，经世智库高级顾问、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

来源：北京语言大学《国别与区域研究简报》，2019年8月

本篇报告，我们核心对广义基建增速及对应的资金需求，以及下半年潜在的资金缺口与政策工具进行分析，试图判断下半年基建资金供需面以及背后的政策走向。对于广义基建增速，我们分别考虑全年5%，7%，9%累计增速的三种情况，在这三种情景下，从预算角度和实际支出角度判断基建资金的缺口情况。

1。 广义基建增速的情景分析

我们基于投资、消费和净出口的基本情况，对广义基建的不同增速情景以及对应的GDP增速进行了分析。

(1)投资方面：

具体包括广义基建、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与其他投资。除广义基建外，我们对房地产投资、制造业投资以及其他投资全年累计增速分别给予8%、2.5%，5.6%的假设。投资端向GDP的转化，我们考虑了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60%)以及资本形成总额(固定资本)占GDP的比重(43%)，我们运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乘以两个权重(25.8%)，即可大致得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向GDP的转化值。

(2)消费方面：

我们通过社零指标，近似测算消费对GDP的贡献。社零中包含非居民部门的商品与餐饮服务消费，我们对于社零到GDP的转化仅考虑通过居民消费支出到最终消费支出的口径转化，因此忽略了政府部门的最终消费支出以及除餐饮外的服务消费变动情况。测算过程中我们使用了社零中居民部门(实物消费+餐饮)比重(40%)、居民消费支出占居民最终消费支出比重(90%)、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最终总消费支出的比重(72%)，最终得到向GDP的转化率大约在26.3%左右。

(3)净出口方面。我们采用估算的服务与货物净出口占GDP的比重，来近似衡量对GDP的影响，假设净出口额略小于2018年水平，900亿美元水平。以2018年GDP为准，拖累0.07个百分点。

综合三者影响，我们基于广义基建增速5%，7%，9%的不同情况得到，三种基建增速对应的全年GDP增速分别为6.2%，6.3%，6.4%(图2)，我们将7%作为基准情形考虑，由于上半年广义基建投资总额79244.3亿元，下半年对应的广义基建投资总额在10万亿左右。

2。 下半年基建投资资金供需情况

我们基于基建投资资金来源的拆分，判断下半年整体资金供给情况。对于一般公共财政的预算内资金和政府性基金部分，我们首先采用预算视角进行资金供需缺口的判断。虽然每年实际支出都会超过预算支出，但超支部分均需通过从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调入资金及其他中央调入资金，以及地方财政使用结转结余及调入资金进行补充，但是从预算视角观察，体现了最大限度的资金缺口，因为对于公共财政和政府性基金两本账的收支调节也需要相应债务以及其他收入安排，因此预算视角下的资金供需缺口有利于我们对政策调整必要性和财政工具效力进行合理分析。

通过对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电力燃气水的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的汇总分析，可以得到基建资金来源的大致比例，其中自筹资金包含分项较多且占比过半。

回顾上半年整体预算内资金和政府性基金支出节奏，支出节奏较高且基本持平于2018年水平(图5)，同时由于受到减税降费和土地出让收入下滑的影响，整体实际赤字水平在上半年就达到了较高水平(公共财政收支差额：-15692亿，政府性基金收支差额：-5369亿)。

我们通过考察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以及叠加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差额(政府性基金的收入总量除核心收入外，还包括上年结转收入和专项债)两种口径对下半年财政两本账的支出空间进行评估(图6)。可以看出预算内赤字的支出空间相比于近5年来说已经处于较低水平，预算内赤字的空间已经在上半年政策发力前置下有所“透支”，但叠加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强度仍有所保障，而这仍取决于下半年政府性基金实际收入水平是否可以达到预算水平，否则将进一步制约政府性基金的支出力度。

我们根据拆分的资金来源，对广义基建下半年资金供需缺口进行了评估：

(1)一般公共预算资金衡量了预算内剩余空间，我们利用预算支出减去上半年实际支出，外加年内地方一般债剩余的新增额度，假定基建投入比例仍为16%进行测算。

(2)政府性基金，我们仍采用支出预算减去实际支出的剩余值，按80%比例投入基建进行测算。

(3)自筹资金，城投债部分我们根据历史数据净融资额情况进行判断，上半年城投债净融资额接近8200亿元较2018、2017年均有显著提升，略低于2016年水平，我们以2016年净融资额节奏进行判断，下半年若有40%的增量，则总体水平在5466亿元。非标我们仅考虑信托贷款，通过利用基础产业投资规模占所有行业比重，进行测算，这其中我们一方面忽略了基础产业内部与基建相关产业的比重，另一方面我们忽略了信托贷款其他流向对于基建支撑的可能。PPP部分我们根据开工率、执行阶段未开工退库率、采购阶段退库率，以及项目建设周期三年为假设，以社会资本占比20%的假设，估算整体下半年PPP(社会资本)将贡献2800亿元左右。

(4)国内信贷与其他资金方面，我们假设下半年信贷新增额总量在7.4万亿左右，投入比例以17%为假设，其他资金则始终保持总资金体量的10%左右。

基于上述，预算视角下(图7)，广义基建全年增速5%对应资金缺口在6600亿元，基准情形7%的增速对应资金缺口9800亿元左右。若我们采用实际支出视角，即根据过往年份实际支出超预算支出比重，默认该部分超支资金可以获得有效弥补，则整体资金缺口有所减少(图8)。当前来看，广义基建全年累计投资增速达到5%的资金约束并不强，但基准情形7%增速仍需资金量在5500亿左右。年内由于减税降费、土地市场降温、隐性债务化解与管控，制约基建的因素不仅仅是项目资本金问题，资金总量也并不宽裕。

3。 资金约束下的财政工具讨论

由于税收收入以及政府性基金收入的下行，财政收支压力突出，年内新增专项债上半年已发行13865亿元，剩余新增额度7635亿元已相对有限。地方一般债新增额度也所剩无几，面对税收收入的持续下行，以及土地出让收入难见大幅好转的情况，后续基建资金大概率仍需财政政策工具发力。6月专项债做资本金已经对财政体系内资金的撬动作用进行了放大，同时6月国常会，部署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四万亿体量以及相关配套资金仍需要广义财政框架内的资金供给，才能保证基建投资达到预期。我们认为后续潜在的政策工具包括：

(1)专项债(扩容、余额使用)。专项债临时扩容并投放基建项目，相对而言在工具箱中政策针对性较强且在专项债可充当资本金条件下，撬动作用也相对明显，由于不提升赤字率，额度空间上也更加自由。此外，对于余额使用，财政部已有文件支持，2018年全国各省专项债余额限额减去实际余额还留有11754.3亿元。该部分未使用余额可通过发行进行使用。2018年3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预〔2018〕34号)：“鼓励各地区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积极利用上年末专项债务未使用的限额”。这意味着2018年底剩余的1.18万亿专项债额度，可以在年内发行使用，同时不需经人大审议或者预算调整。

(2)临时调整中央赤字。历史上中央财政预算赤字调整集中在1998年(1000亿)、1999年(600亿)、2000年(500亿)，核心目的都围绕稳增长和提升有效需求。三次调整均为财政部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长期建设国债，其中部分纳入中央预算，部分由中央代地方举借(除2000年，500亿全部纳入中央预算)，投入方向均为基础设施建设，调整当年基建部分行业投资均出现了显著提升。但中央预算赤字调整的规模相对有限。

对于中央财政预算的调整，财政部门应当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会议审查和批准预算调整方案的三十日前，将预算调整初步方案送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进行初步审查，最终预算调整方案，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3)特别国债。若用于预算内支出项目则会带来增列赤字的影响，若用于政府性基金用途，则对赤字并不产生影响。我国共发行过四期，分别是89年、98年、07年和17年。其中第一次主要目的为支持经济建设，第二次为补充四大行资本金，第三次为组建中投，第四次为应对07年特别国债到期的续发。我们不排除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提升后，中央利用特别国债用于旧改等基建项目建设，但由于需要增列赤字，年内概率有所降低。

(4)降低基建项目资本金比例。降低基建项目的资本金比例对于资金约束而言缓解相对明显，若采用一般公共预算以及政府性基金两个口径来看，基建全部项目资本金比例调减10%意味着财政额外产生“盈余”资金7000亿左右。足以推升广义基建投资超过7%的增速水平。但若针对重大项目或特定行业进行调减，政策效力将相对有限(图9)。需要注意的是资本金比例调减，虽然缓解了财政内资金压力，但对配套资金提出了更高要求(自筹、信贷等)，因此资本金比例的下调对于基建投资拉动以及GDP增速的提升，仍然受限于整体资金面的约束，这也表明货币政策协同配合的重要性。

(5)专项建设债等广义财政融资方式。专项建设金融债是由国开行和农发行向邮储银行进行定向发债，成立专项建设基金，并主要采用股权投入方式，用于项目资本金、股权投资和参与地方投融资。2015年在稳增长诉求提升阶段，专项建设债出现，通过国开行等广义财政口径，进行中央加杠杆，资金流向与杠杆率均相对可控且不增列赤字。根据近期政策走向，后续若专项建设债重现身影，我们认为也将对于项目认定、资金配套要求等各方面进行严格限制，以防范隐性债务问题再度加剧。专项建设债或开发性银行贷款等中央加杠杆方式，相对而言并不增列赤字，但旧改收益较低且重大项目建设周期较长，持续采取此种方式融资压力不小，未来现金流的缺失仍可能会导致项目难以长久持续。

综合各类政策工具以及近期政策表态，我们认为降低基建项目资本金比例、专项债扩容或进行余额使用，这两项财政政策工具使用概率较大。一方面，二者提供的资金体量将有效化解广义基建资金来源的约束问题，另一方面二者并不涉及赤字增列，同时若针对项目进行额外规定，则对地方隐性债务问题影响也相对温和。

4。 后续财政展望

我们认为除基建资金外，财政整体的收支缺口除使用已有的结转结余资金、预算稳定基金，以及上述财政政策工具配合外，仍可以通过两方面进行化解：

一是盘活存量资金。当前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力度有所加强，对于清理部门往来结余资金，以及回收长期结转资金(两年以上沉淀资金)；

二是提升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划转与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近期非税收入的大幅提升，源于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和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的增加，后续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对于社保、一般公共预算的重要性将持续提升。

整体来看，当前财政发力点，仍然以减税降费为核心主力，减税降费的过程中，财政“紧”日子仍将持续。在隐性债务管控与化解力度不变，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导向下，广义基建投资若想显著提升，仍需要结构性政策工具从资金来源与运用方向上进行配合。

中美贸易之争是中美更高维度上的结构性竞争的缩影，未来这种竞争可能进一步加剧。双方能否避免落入全面竞争的“零和博弈”困境？作者认为，以信息化和创新引领的新经济或将为双方带来转向“增量博弈”的机会和希望。本文根据作者在大国策智库举办的“全球视野下的中美关系调整与评估“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

中美搏弈说到底是两国国力之争，应当首先从本国的经济入手，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过往40年经济的＂增长奇迹＂引起美国的警觉，企图与中国决一死战。这种平面维度的观念可以称为＂零和博弈＂，即在己取得的存量上争谁多一点，对方就会少一点的＂存量搏弈＂。然而，未来的新经济将摆脱存量博弈，追求＂增量＂，或曰＂多维搏弈＂、＂立体搏弈＂。中美之争必将在全球化时代的新经济领域找到答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绘制的中国劳动力增长率走势图。

1

传统经济学只讲二个变量

传统的经济学有两个变量，其中一个是劳动力，另一个是资本。两者适当比例的投入，就会产生一定量的产出，这就是投入产出的生产函数。用数学公式表达为：Y＝f（k，l）。关于中国的劳动力，早在2012年就已经出现了绝对下降的拐点，今后每年下降几百万到上千万人，呈加速下降趋势。目前总量上看仍是全球第一，劳动力人口在八亿以上，远远超过美欧国家的人口之和。预计中国在本世纪末由于人口严重的老龄化会使总人口下降至6亿到7亿人，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关于资本，中国的投资一度达到国民经济的80%，现在下降到50%以下。中国正是运用海量的劳动力加巨量的资本投入支持了过去40年来的经济增长，现在由于两个变量都在加速下降而导致GDP从2012年的两位数逐年递减至去年的百分之六左右。因而，中国发展的这一模式受到了根本性的挑战。如果我们不跳出这个模式，我们就会进入了所谓的“新常态”。

希望在哪里？去年年底，财政部公布新经济的总体体量已经达到20万亿人民币，年增长速度为25%。20万亿是中国国民经济增量的22%，它的年增长率是传统经济的好几倍，若干年内就会占据半壁江山！这正是希望所在！

2

新经济学中的第三个变量－“创新”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以前吃饭叫做“糊口”，几乎百分百的收入用于吃饭都不够用。这在经济学上叫做恩格尔系数为100％，即吃饭支出占收入的比例。但时至今日全国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25%，北京甚至到了15%。发达国家更是低于13％。这表明中国人的需求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大大超越了简单的吃饭糊口。事实上，无论从需求方还是从供给方计算都难以简单估量。用传统经济中的两个变量已无法解释。几乎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因而认为经济模式中存在推动经济的第三个变量，但是对第三个变量究竟是什么，却各说不一，如公式：Y＝f（k，l，？）。有人认为第三个变量是科技，有的人认为是教育，还有人认为是信息、数字化甚至是政策使然。以上诸要素都可对经济发生重大推动作用，但个人认为，能够让上述所有要素统一在一起并能发生神奇作用的是创新，即：Y＝f（k，l，innovation)从而诞生出新经济学。这个创新是无形资产，可以大大高于有形资产，并以信息爆炸式的几何方式使经济增量成百上千倍地增长。

回顾过往4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经济是如何经历了三个能级跃迁的：第一个飞跃是把计划经济下的产品经济转换为商品经济，此商品化过程将1978年底的GDP从3700亿人民币推送至去年底的90万亿。第二个飞跃是在商品化的基础上进行的货币化进程，它从八十年代各级银行的商业银行化开始算起，至今货币发行总量已达185万亿人民币以上。目前我们正处在第三个跃迁，即货币向资本跃迁的资本化的阵痛之中，股票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上海、深圳两市总市值达到43万亿人民币。美国可以说是基本完结了资本化的，它的资本市场总规模是其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倍。而我们的两个资本市场加在一起，不到国民生产总值的50%。如果用美国的标准计算，中国再过三五年基本完成资本化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应超过100万亿人民币，其资本市场应超过300万亿人民币！而我们现在还在纠结是否要走资本化的路。今后面临第四个飞跃，即资本的无形资产化，这将是千倍万倍的增长级！在所有各次飞跃的背后都有创新的影子，实际上，改革就是创新，开放就是创新，它将引领中国走向世界。

3

在增量博弈的高维度上来思考中美竞争

在当下的中美搏弈中，中国与美国并非要在同一个跑道上实现“弯道超车”，而是要用立体思维方式在创新催生的新经济领域开展＂增量搏弈＂。比如当年的世界级胶卷生产厂商美国柯达与日本富士，都惨败给不在一个平面上的新型数码相机，而后，智能手机的出现又在更高的维度上毫无声张地消灭了数码相机。同理，人民币和美元不是谁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在更高维度上出现真正的电子化超主权国际货币后，共同让位于一个更高维度的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

当前，中国的资本化还没有完结的时候，我们的无形资产化或者是信息化已经开始了并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如果在这个高度上对两国进行对比，就不只是用一个资本市场的指标可以衡量的了。以中国每天用的微信为例，它的资本市值是3万亿港帀，可是它的应用无时无刻不影响到我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价值远远超过3万亿资本市值给出的规模，并以每年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增量扩展到世界各地。依此足见今后的社会是目前难以想象的。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平行思维去预测。我认为，现在要打的超越战是维度的高，而不是单纯的层次的高，一定要超越维度，我们才会有未来。

信息化和创新才是增量博弈，才是可以跟美国谈得上竞争。根据中国去年上半年的统计，光移动支付就是200.8万亿人民币，全年估计超过500万亿人民币，物流总件数400亿件！这个市场是无中生有的。几年之内，在这些增量博弈上，双方都会有巨大的空间发展，而且并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其游戏规则是由自己来定的。今后的5G、6G也好，IOT的规则也罢，都有待于在这些技术上领先的国家来提出。

有些研究美国的中国学者提出来一些悲观观点，认为美国现在的政商各界对华政策高度一致，将中国视对最大的对手和敌人，还有的学者看到中美是＂三观不合＂，即价值观的冲突、民主政治的冲突和资本市场的冲突，并依此判断中美关系的前景一定是灰暗的。美国方面，更有班农、汉廷顿、纳瓦罗那么一帮单边主义的人与中国势不两立，好像美中关系是你死我活，绕不过去的大劫棋。但是美国对华政策，包括对本国的经济政策上并非一致。前美国驻华大使芮效检，就对这些人的文章批评得特别厉害。他质问美中关系从冷战结束以来，甚至建交以来，美国对华政策的立足点真的是要把中国民主化吗？他说这并不是美国对华政策的基石。可能他是一个少数派。但是他是坚定的不欣赏这些抱定美国独大观点的人。因此，我并不认为从90年代之后，尤其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美国对华的政策的基石是一个价值观外交。今天我们来反思，说美国人终于想明白了，想跟中国打一场类似上个世纪与苏联一样的意识形态的战争？这是决不可能的。中美之争只能是因为中国发展了，尤其是在新经济领域里与美国形成了挑战，美国为了维护美国的传统霸权，开始了＂你死我活＂的平面搏弈。

4

中美贸易战仅是开始结果

一定在全球化的新经济领域中

去年三月开始的中美贸易战至今打了近一年。双方终于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不可能你输我赢，因为不仅全球产业链已经形成，而且信息全球化导致的共享经济模式已不允许一国或一个地区独立地实行单边主义。贸易战是消耗战，只能是双输，即使最后是和棋也没有赢家。单讲贸易，只是一个平面，它脱不掉与投资、金融、汇率、高科技和非贸易领域等立体或多维空间发生干系。因此，中美之争一定会从贸易这个二维平面发展到多维空间。特朗普将中兴、华为等中国通信业巨头列为制裁对象即为明证。

历史上看，美国说到底只不过是需要树立一个国际对手或敌人来整合自己。我曾参加《纪念延安精神与中美关系》会。当时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早在延安时期就与美国建立起非常和谐的合作关系？其实并不奇怪。那时的中(共)美关系并非是有共同的意识形态而是有共同的敌人：很简单，就是抗日。因为美国和中国的共同敌人是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和几万美国人的日本人。七十年代中美建交的机制是什么？也很简单，是共同对付苏联。所谓中美之争并非意识形态之争、价值观之争，而是谁能主导未来全球化进程和新经济发展之争。

当下，正如基辛格博士所说，世界的经济已经全球化了，但世界的政治仍然以国家为单位，因此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一定是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如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环境的矛盾、宇宙太空的探索、危害人类的疾病与自然灾害和信息爆炸等。考虑当今的中美关系，一定要在全球化背景下考虑，中国与美国的不同点是什么？共同点是什么？不同的地方在美国看来是巨量的贸易逆差、中国政府非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加上中国用市场换技术等等。共同点是中美都认同市场经济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制，还有都面临如何高质量、高效率地发展本国经济，共同面对人类命运的全球化问题。也就是说，当中美之间互为对手时，他们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当中美共同面对全球化问题时，他们的利益必然是一致的。

对外而言，即便说美国一致把中国当作最主要的敌人，也不是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都是铁板一块。特朗普代表的利益和华尔街代表的利益就有所不同。美国华尔街中犹太人国际金融集团和特朗普所代表的军工和工业集团，他们在政策上，可以看出来是有差别的。比如说对美元的问题上，到底是走＂强美元＂之路，还是走＂弱美元＂之路？特朗普上台之初，美元指数大幅上涨至103，人们预计短期内还将上冲110，甚至120。但事实上自他上任至今，美元指数一路下跌了10％，直到今天的96。人民币也相应升值至6.7人民币兑1美元。这恰好印证了我的想法，即美国对自己的国内和国际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并不是铁板一块。开打贸易战的逻辑是要走弱美元，利用压低汇率提高出口的传统道路，一年后的今天，美国的政策出现了超越传统的新变化。今后，在全球化总的趋势不变的情况下，中美一定还会有谈判。除非世界变成半球化或者两极化的形势，但我觉得这是决不可能的。

2018年2月24日，华为在全球第一个宣布5G可折叠手机诞生。

5

用创新决胜中美之争

也有一种观点认为，国内要出现金融危机，担心“灰犀牛”的出现是必然的，对外政策似乎也硬不起来。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很多经济上重大的冲击，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也都以发展和创新方式顺利地解决了。此回的病因虽然比较复杂，内外因素同时发力，比较难治，但依然是发展产生出来的问题，因此也一定会通过发展和创新，内外兼修得以解决。

美国在美中贸易战过程中，已经将重点逐渐从单纯的贸易上移到知识产权、高端服务业（金融业）市场开放等新经济领域。我国的决策者更应审时度势，运用好中国的创新优势，及时调整对美方针，将中美之争引向高维度的增量搏弈方向。1月3日，中国适时发射的＂嫦娥4号＂登月卫星成功登陆神秘的月球背面，正是这一努力的成功案例。又如2月24日，华为在全球第一个宣布5G可折叠手机的诞生，这必然逆袭中美谈判的格局。加上中国早己成功发射的＂墨子号＂量子通信卫星、Fast巨型＂天眼＂，都迫使对手不得不相向而行。近日，特朗普发推特，要与华为等竞争5G巨大的潜在市场，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明白，贸易可以不做，手机不能不用。人人相联的互联网还可以做到临时封堵，但无时不刻自动相通的万物互联的物联网时代已经到来！全球都在拥抱共享经济、创新经济新模式的到来，前途不可限量，增量没有穷尽。在每日人均上网时间、网购时间超过五小时的新经济时代，空间己被大大拓展，给包括中美两国人民在内的全人类提供了无限的遐想，怎么能想象出世界要回到所谓＂你多我就少，你好我就坏＂（One’s better off means the other ’s worse off)的珀累托最优（Pareto Optimum ）时代呢？

 让我们再次回顾基辛格博士的观点，当下的世界经济已经全球化，但世界的政治依然是以国家为单位。这并不是说，世界政治会一国化，这不可能。世界政治一定是多元化的，中美两国的努力一定会在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的大前提下，创新发展，共享人类创造出来的日益丰富的共同成果。

最近，经济下行的压力有所加大。

还是来看看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情况。

先看出口，随着贸易战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强，以及外围需求的走弱，出口的增速虽然保持正向增长，但增速已经出现明显放缓，但因为全球仍然处于顶点右侧，预计出口全年保持在3-5%的正向增长区间，这可能是今年最乐观的部门。

而基建虽在今年积极的财政政策有所反弹，但反弹的空间却极其有限，原因非常简单：一是地方债务压制基建支出，从今年开始进入地方债务还款高峰期，地方难有资金进行配套，一些地区在一季度为了保障开门红，已经透支了未来半年多的税收。二是财政能力存在空间错配，今年1-6月一二线城市的土地出让面积都保持正向增长，出让金大幅度增长，但三四线城市无论是出让面积还是土地出让金都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但从基础设施建设来看，三四线城市才是改善基础设施建设的主战场，一二线城市的财政支出更多是保障民生福利等。被市场给予厚望的专项债充当资本金政策，实际上，此政策在今年年初便已制定完毕，只是政府内部论证走流程时间较长，正好赶在这个时间节点，而且应用的条件也相对苛刻，效果如何还需要再观察。三是房地产投资出现拐点。在上一篇文章中，我提到5月份房地产新开工可能出现超预期下滑，5月单月新开工面积仅增长4%。6月也不乐观，从300城市的土地成交面积来看，1-6月下降了4%，其中六月下降8%，而5月这个数字是-4%，从1月开始的土地购置减缓将制约土地新开工，如果1-6月的新开工面积微幅下降至6-8%的区间，那么对应的单月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将下滑为-7.8%到0.3%，进入负增长区间，而到目前为止，房地产并没有放松的迹象，预计5月已经进入了本年度新开工的拐点。至于制造业投资，我们看到民间固定投资累计增长今年出现大幅度下滑到5%左右，已经到了2017年一季度的水平，而银行间流动性极其充裕，这意味着实体经济仍然难以得到资金支持，从笔者调研来看，今年不少头部企业比去年好过，但中小企业仍然极其艰难，普惠金融的力度还需进一步加大。

消费的动力也不足，一方面地方政府缺乏足够的财政实力支撑消费政策，所以今年大家看到汽车等行业的政策力度并不大，可能仅仅利好新能源汽车的政策力度会大一点，汽车占到消费的10%左右，今年持续负增长，而且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另一方面，去年以来三四线城市房价上涨及居民部门杠杆率提升将极大的压缩居民消费（一季度居民部门杠杆率54.8%），今年在各种政策出台的情况下，消费可能将保持稳定，全年维持在8.2%左右。此外，随着供给的提升，蔬果价格也预计将有所回落，价格因素导致的消费总额上升动力将减缓。

总体来看，2019年前高后低的走势基本确定。